郭汉湘的病理诊断报告，疾病凸显了政策出台的紧迫性。受访者 图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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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才8岁，我倒下了他怎么办？”刚结束一次化疗的失独再生养母亲郭汉湘感慨。自2025年2月查出癌症后，这样的担忧就越发强烈。失去第一个孩子后，郭汉湘和丈夫依靠试管技术才艰难生下这个孩子，高龄抚养面临身体、精神和经济的多重压力，如今，51岁她还要与时间赛跑。
失独再生养家庭是指独生子女家庭在孩子离世后，通过再生育、收养等方式重新养育子女的家庭。这些父母大多已步入高龄，在经历失去独生子女的巨大打击后，又面临重新生养子女的挑战。根据现行失独扶助政策，一旦失独家庭重新生育或收养子女，他们即被排除在失独扶助政策之外。
展开剩余86%尽管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针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认定范围已删除“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限定，且当前中国的人口形势也已大变，但卫健部门仍沿用18年前的失独扶助政策，这些年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界面新闻近日获悉，多位失独再生养人士因罹患重疾，又要抚养年幼的孩子而陷入困境，扶助政策的缺位让他们的困境更为凸显。而基层卫健局又因为“没有政策”进退两难，面临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有基层卫健系统人士建议，应将所有通过辅助生殖手段生育子女的失独家庭纳入扶助政策，且“宜早不宜迟”。
重疾下的失独再生养家庭
这是郭汉湘经历的第四次化疗。她刚从肠癌转移肝骨的疼痛中勉力走出，新的账单已接踵而至。最近几年，她的身体一直不舒服，但直到今年2月才查出是癌症，已近晚期。
郭汉湘是湖北沙洋县的一位失独再生养母亲。十多年前，孩子因车祸离世，赔偿款60万元几乎被她和丈夫全部用于试管婴儿手术，直到2017年，在泰国进行的手术终于成功，她才再次迎来这个孩子。
和许多失独家庭一样，她也面临“这么大年纪为啥还要再生”的疑问，但她说，如果当年不选择这条路，“人可能都活不下去”。这也是失独再生养家庭的共同心声。
郭汉湘的化疗周期是十四天一次，除去医保报销后，每次自费平均还需两千多元，加上每月近五千元的中药调理费用（这部分无法报销），以及验血、免疫疗法等治疗支出，一个月医疗开支超过一万元。
早年，郭汉湘和丈夫都是一家服装厂的工人。目前她已退休，退休金只有3000元出头。丈夫仍在上班，月收入比她略高。两人每月的全部收入，仍无法平衡医疗支出。这还不包括养孩子的费用。
孩子今年八岁，读小学二年级。她算了一笔账：写作课兴趣班一学期380元；托管费每月70元；餐费每月200多元；她生病后孩子没人接送，不得不乘坐校车，一学期还要1000多元。郭汉湘说，如果是父母年轻的正常家庭，也许并不在乎这些费用，但对他们而言，哪怕是几十元的支出都要精打细算。
对失独再生养家庭而言，病痛常常让本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在黑龙江鸡西，51岁的李广兰正独自支撑着这个被命运反复折腾的家。
39岁那年，李广兰的孩子查出白血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在她费尽心力怀上第二个孩子时，丈夫任云峰被查出患糖尿病。五年前，任云峰突发脑出血，术后虽保住性命，却失去了语言能力与部分视力。后来，任云峰又患上了严重的心衰和肾衰，如今病情已发展到肾衰四期，心衰四级，随时可能引发其他并发症，危及生命。
为了照顾丈夫和孩子，李广兰无法工作，也没有任何养老保险。此前，作为下岗职工被买断工龄后，她的社保就断缴了。后因照顾患白血病的孩子（已病逝），错过了补缴的时间。生病后，丈夫的工作虽然仍挂在原单位，但收入仅有2600元左右。今年以来，由于公司效益下降，已经出现拖欠工资的现象，去年的取暖费至今也未发。
现在，家庭收入只有丈夫的工资和一家三口的低保，合计4200元左右。这笔钱要同时应对一个重症患者的治疗、一个孩子的抚养和全家的日常开支。
任云峰每天都要服药，李广兰为他申请了慢性病的门诊报销资格，每个季度可以获得400元的额度。但她发现，今年以来，一些疗效好的药物并不在报销名录内，不得不使用现金购买。
由于经济压力太大，孩子没有报任何辅导班或兴趣班，但课业的辅导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英语，已经超出了李广兰的能力。她准备在孩子升入三年级后，报一个英语辅导班，每月240元。如今她正为这笔固定支出发愁。
还有一些失独再生养父母，在等到国家支持政策的路上，就已被困难压垮。
在山东省海阳市行村镇东山村，60岁的失独再生养父亲程守先独自抚养着15岁的女儿。妻子黄永翠在2023年查出癌症，仅仅一年半后便去世。他说，治疗期间花去了十多万元，如今仍未还清。
女儿目前上七年级，一个月光生活费就要一千元；每学期还有两千多元的补课费。而程守先因年纪大，又要照顾孩子，无法外出打工。“我现在一年就种四亩地，也就三四千块钱，连补课费都不够。”采访中，他边咳嗽边说：“咳了两个月了，不敢去医院，就买了点咽炎药吃，一直不见好。”
在河南郑州，49岁的失独再生养母亲刘瑞芳每天带着6岁的女儿守着一个蹦蹦床，这是母女俩的全部收入来源。自从大女儿出事后，接着丈夫去世，生意受挫，生活一落千丈。蹦蹦床的收入不稳定，“有时候还不够我们母女吃顿饭”，以至于她不得不靠信用贷偿还房贷。“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不知道怎么才能走出这个怪圈。”她说。
和郭汉湘一样，不少失独再生养人士都向所在地卫健局反映自己的特殊困难，希望将其纳入失独扶助政策，但都因“有孩子就是正常家庭”“没有政策”等理由被拒。
“我满头都是白头发，接孩子放学人家说是奶奶来了。”李广兰说，“这算什么正常家庭？”
支持政策“宜早不宜迟”
作为直接面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群体的部门，失独再生养群体的困境，也让基层卫健部门感到压力重重。
“国家没政策，他们又确实很困难，我们只能想别的办法临时给一些帮扶，但这无法长久。”中部某省一位基层卫健局人士向界面新闻坦言，为此他们不得不在账目上“做文章”，“我们也希望光明正大地去看望他们”。
现行失独家庭扶助政策的依据，是2007年由原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印发的《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该文件规定失独家庭每月可以获得一定的扶助金，但将政策对象限定为失独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
前述人士介绍，近两年，他所在的省份也有一些人大代表建议，将年满49周岁后被排除在扶助政策外的失独再生养人士，重新纳入扶助政策，但他认为这远远不够。
他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失独再生养人士，多数都是49岁前再次生养的，由于遭受了巨大的身心打击，即便在四十岁出头，通常也只能借助辅助生殖手段才能再次生育。他表示，从解决实际困难的角度来看，应该将所有失去独生子女后通过辅助生殖手段生育子女的人士，都纳入失独扶助政策。
在大多数省份，对于失独后使用辅助生殖手段生育子女的家庭，都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补助金。这位人士说，在他所在的省份，补助金额为3万元，省卫健委对所有获得补助的失独再生养人士均有备案。“既然承认他们是失独后再生育的，就应该纳入失独扶助政策，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他说。
他透露，他所在的县，登记在册的失独人士有600多人，而通过辅助生殖方式再生养的仅十余人。“这个数字很小，财政成本并不高。”他说，但正是这部分家庭，成为工作中最难解释、最难面对的一类人群。从化解基层矛盾的角度看，将他们纳入失独扶助政策也是“花小钱办大事”。
有关将失独再生养家庭纳入失独扶助政策，并为其提供全面支持的建议，多年来都是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关注的焦点。2025年全国两会上，有1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建议，是近十年来该群体在两会上受到关注最多的一次。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应修改现行失独扶助政策，将女性年满40岁失独后再生养的家庭，作为失独扶助政策的目标人群，并在其子女入学、就业、心理健康方面给予更多政策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王雁解释，之所以以40岁为年龄线，是因为女性在40岁以后属于生育高龄，且这个群体遭遇了极大的心理打击，身体的很多方面出现风险，再次生育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和金钱。而且，孩子和父母年龄差距太大，养育方面也面临问题，“我作为女性，感同身受”。
值得期待的是，经过社会各界近10年的努力，失独再生养群体的困境有望获得政策支持。2024年8月，全国多位失独再生养家庭代表应约与国家卫健委有关司局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该委有关人士称，已通过各省市完成了对失独再生养群体的数据统计，也将情况报给了财政部。这是多年来，国家卫健委首次明确已对该群体数量进行了统计。
2025年2月，国家卫健委组织全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群体在昆明召开座谈会，与会的失独再生养群体代表大海（网名）和水珠（网名）称，国家卫健委有关领导认真记录了他们的诉求，并表示将“用120分的努力”与其他部委协商沟通解决，并表示，“今年的重点工作就是解决再生养的帮扶问题”。
“这个群体在精神、身体和金钱三个方面都面临压力，而且还要担心孩子将来怎么办？”前述基层卫健委人士表示，自己很理解这个群体的困境，尤其是生病后生活更为艰难，国家支持政策应尽快出台，“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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